1993年，台湾学者郭冠英和记者周玉蔻共同对张学良进行了专访，并拍摄了纪录片《世纪行过—张学良传》。那时的张学良刚重获自由，虽然已年过九十，但他在镜头前思维依然清晰，对东北往事的讲述详细而流畅。

张学良在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事件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老虎厅事件”或“杨常事件”，这一事件广为人知。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谈及此事。

张学良坦言，他当时犹豫不决，原本只打算除掉常荫槐，并没有想过要杀杨宇霆。这里有个故事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沈阳被日军占领，大帅府也没能幸免。一队日军闯进大帅府，直接冲向张学良的办公室。

日军在搜查张学良的办公室时，注意到一个紧锁的铁柜，推测其中可能藏有重要文件或贵重物品。他们耗费大量力气终于撬开柜子，结果让所有在场日军都大吃一惊——柜内仅仅存放着一枚银币。

这则新闻曝光后，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。当时没人能料到，一枚普通的银币竟会成为杨宇霆命运的转折点。在作出处决杨宇霆的决定前，张学良反复抛掷这枚银币多达六次，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他内心的犹豫与对命运的迷信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六次的结果让这位在东北军中颇具声望的年轻将领感到不寒而栗。张学良在接受访问时提到：

关于那笔钱的事情，其实跟我太太于凤至有关。我们跟杨宇霆家关系不错，我太太和杨宇霆的夫人也很亲近。当时我自己拿不定主意，身边也没人可以商量。虽然我不太信这些，但这件事确实让我有点动摇。

张学良提到的“那件事”其实就是处决杨宇霆。到底是杀还是不杀？是立刻动手还是再等等看？年轻的张学良心里七上八下，拿不定主意。最后，他居然靠“天意”来做决定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但这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。

1928年6月4日，张作霖的专列在沈阳皇姑屯遭遇爆炸，他身受重伤，被送至大帅府后不幸去世。半个月后，张学良返回沈阳，为其父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。6月23日，张学良召集奉系元老，召开了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。

在东三省前途规划的重要会议上，与会者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：一是是否重新设立东北保安总司令这一职位，二是如何处理易帜事宜。然而，整场会议最引人的焦点，无疑是张作霖接班人的遴选问题。根据当时奉系军阀内部的权力格局，有三位人物最具备接替张作霖的资格：张作相、杨宇霆以及张学良。这三人各具优势，在派系中都有相当的影响力，使得接班人的选择成为会议讨论的重中之重。

杨宇霆是“士官派”的领军人物，这个派别的军官大多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。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迅速推选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一旦当选，此人便成为东北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。

最初，张作相被提名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但他毫不犹豫地推辞了。张作相坚信，按照传统和情理，应该由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。他表示：“老帅已去，儿子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会尽心尽力支持。”张学良对张作相极为敬重，私下里总是亲切地称他为老叔。

张作相一直对张学良照顾有加，常常叮嘱他："小六子，你尽管大胆去做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公事上，如果我不听你的指挥，你尽管按军规处置；但私下里，你是我侄子，要是做得不好，我肯定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教训你。"

未来，我们将继续遵循张作霖的遗愿，以东北三省的全局利益为先。杨宇霆始终恪守本分，致力于依法办事。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合法继承人，继承父志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将全力支持张学良，如同车马紧随其辕。希望各位同仁不再提及杨宇霆，这便是最大的欣慰。

杨宇霆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保持低调。新领导上任总会有一系列动作，他应当专注于协助张学良稳固东北的局势，尤其是面对日本对东三省的觊觎。虽然杨宇霆属于“士官派”，但他内心却对日本持有强烈的抵触情绪。

日本方面曾提议让在华日侨与中国百姓混居，不受地域限制，以此彰显中日友好。杨宇霆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立即表示反对。他指出，这与当年袁世凯签订的"二十一条"中的第十六条如出一辙，认为这是日本为日后侵占东北地区埋下的伏笔。

事件发生后，日本人对杨宇霆的敌意达到了极点。1928年8月，日本《朝日新闻》发表了一篇名为《狡猾的杨宇霆》的文章。文章中提到：“我们曾认为杨宇霆是个诚实、恭敬的人，把他当作理想的养老女婿，希望他能像半个儿子一样照顾我们晚年。没想到他的本性和心思突然转变，幸好我们的女儿还没嫁给他。如果真的嫁了，他不仅不会照顾我们，还会把我们的女儿骗走。”

杨宇霆的才能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，这充分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。但杨宇霆本人却极其自负，对张学良毫无敬意，内心对他充满轻蔑。杨宇霆原本叫杨玉亭，字凌阁，后来改名为邻葛，意思是自比诸葛亮的邻居。

张学良掌权后，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包括调整军队编制，废除原有的军师番号，改为旅级单位。然而，杨宇霆却依旧沿用张作霖时期的老一套做法。考虑到杨宇霆在奉系中的重要地位，张学良打算让他担任东北保安委员会的委员。但杨宇霆坚决拒绝，还时常以“小六子”称呼张学良，摆出一副老资格的姿态，完全不顾新领导层的改革意图。

每当张学良向杨宇霆征求意见时，杨宇霆总是冷眼相待，毫不客气地回应：“你外行，别多管闲事，我来定夺。”此外，杨宇霆在自己的府邸里频繁会见来自东北各地的政治人物，席间对张学良的决策评头论足，表现出强烈的取而代之的意图。

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，并非始于“皇姑屯事变”。张作霖遇刺时，杨宇霆正在滦州检阅部队，两人曾私下会面。据消息人士称，张学良提出将奉天的所有事务交由杨宇霆处理，但杨宇霆回应：“我可以追随你父亲，却无法与你共事，我们的理念和处事方式截然不同。”

张学良有严重的大烟瘾，常常因沉迷其中而耽误正事，这引起了不少元老级人物的不满。杨宇霆多次公开批评他：“张学良整天不是跳舞就是抽大烟，东北的未来真是让人担忧！”这种不留情面的指责让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，矛盾不断升级。

在张学良筹划东北易帜之际，各路势力纷纷派遣代表前往沈阳。然而，这些代表抵达后并未直接拜访张学良，而是首先与杨宇霆会面。杨宇霆对此颇为自满，向众人声称自己拥有决策权，无需在意张学良的看法。

张学良对此非常愤怒，导致两人关系彻底破裂。然而，他当时并没有打算对杨宇霆下手，因为他觉得真正的威胁来自杨宇霆的亲信常荫槐。在纪录片《世纪行过—张学良传》中，张学良亲口提到这一点。

那时我本没打算除掉杨宇霆，只想处决常荫槐，然后拘禁杨宇霆。但我妻子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“你把他关起来，以后怎么处理？要是东北的那些大人物来为他求情，你是坚持关押还是放人？一旦放了他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。”这番话让我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。

常荫槐当时身兼东北交通委员会主席和黑龙江省省长，手握重权，他与杨宇霆几乎每日都在私下策划。张学良刚上任时，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《绝不妨碍统一电》，这一举动推动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进程，同时也预示着东北军即将并入南京国民政府的麾下。

1928年12月29日，张学良公开宣布东北将改旗易帜，表示会遵循先父张作霖的遗愿，推动国家统一，维护和平，并决定从当天起拥护三民主义，接受国民政府领导。然而，杨宇霆和常荫槐对此表示强烈反对。在同日举行的东北保安委员会与南京代表的合影活动中，两人公然拒绝参与拍照，导致张学良在现场陷入尴尬境地。

当天，沈阳城内几乎所有机构，包括政府、学校、工厂、商会等，以及东北地方官员的私人住所，都换上了青天白日旗。然而，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公馆却拒绝挂旗，公开表达他们的反对立场。常荫槐的态度更为激烈，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，他当面辱骂张学良，称其“什么都不懂”。

1929年1月10日下午3点，杨宇霆和常荫槐一同前往大帅府。他们提出，为了加强对中苏合作的中东铁路的管理，建议张学良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，并推荐常荫槐担任督办。张学良听完后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脸色明显不太好看。

杨宇霆抓住张学良未表态的时机，直接将准备好的任命书递到他面前，采取了先行动后报告的策略。张学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：“我当时就质疑，常荫槐已经担任了奉天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和黑龙江的主席，现在又要去吉林任职。我问他，难道东三省就找不到其他人了吗？怎么可能让一个人同时管理三个省的事务？这必然会引起职责上的冲突。”

张学良以谨慎的态度回应，表示“东北刚完成政权更迭，局势初定，外交事务需上报中央政府，不能轻率处理，应慎重考虑”。这番话已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，如果杨宇霆和常荫槐稍有理智，就该知难而退。然而，他们对权力的渴望让他们失去了判断力。

张学良内心怒火中烧，决定晚餐后再处理此事。最终，他下定决心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，彻底消除隐患。两人离开后，张学良情绪失控，将茶几上的杯子摔得粉碎，这一举动惊动了在楼上的妻子于凤至。

于凤至与杨宇霆的妻子交情深厚，张学良觉得除掉她们是必要的，但一直犹豫不决。他最终选择听从“天命”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块银元，让结果由这枚硬币来决定。

张学良连续三次抛掷银元，每一次都是正面朝上。按照他事先的想法，正面意味着应该采取行动。然而，当三次结果一致时，他却陷入了迟疑，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应该对杨宇霆采取极端措施。这个意外的结果让他内心产生了动摇，不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。

张学良决定在于凤至面前用抛银元的方式来决定杨宇霆的命运，连续两次都是反面。第三次抛掷后，张学良紧闭双眼，让于凤至查看结果。于凤至看到银元依然显示反面，顿时痛哭失声。

张学良突然醒来，银元依然显示反面。于凤至含泪说道：“我明白你要动手了。”面对这一局面，张学良无从辩解，只能默认事实，将银元封存在铁柜中。随后，他召来警务处长高纪毅，命令其执行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枪决。

高纪毅问具体地点，张学良说在大青楼的老虎厅，那地方因汤玉麟送的两只老虎标本而得名。晚上8点，杨宇霆和常荫槐刚在老虎厅坐下，高纪毅就领着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来了。

正当杨宇霆和常荫槐还处于震惊之中，高纪毅立刻宣布：“奉上级指令，你们二人阻碍国家统一，现下令立即处决。”几声枪响过后，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生命就此结束。第二天，张学良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信。

张学良在信中言辞真挚，坦陈了自己的无奈处境。他写道：

亲爱的杨大嫂：我和邻葛情同兄弟，但身为国家官员，我必须把公事放在首位。过去半年，我多次劝他收敛行为，希望他不要过于专横，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，都不该独占。然而他依旧我行我素，毫无悔改之意。这两天我食不下咽，夜不能寐，心中十分痛苦。关于家中事务，请您放心，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父母和孩子，尽我所能抚养教育他们。请您安心处理家务。弟良敬上。

张学良还分别给杨家和常家各送了一万大洋。考虑到杨宇霆家产丰厚，张学良特意安排了几个人到处放话，警告大家别打杨家家产的主意。在两人的葬礼上，张学良还亲自写了挽联。

为杨宇霆所撰的挽联写道：他并非像西蜀那样安于现状，总是因为年轻时的轻率而流泪；东山上的雨滴让人感到无比凄凉，最终让人惋惜的是，管叔因流言蜚语而误入歧途。

为常荫槐撰写的挽联是：苍天大地明察我心，我们共同为蔡叔的遭遇感到悲哀；将江山归还给汉室，怎能因私事怪罪淮阴侯呢！